陆川执导的纪录电影《北京2022》正在全国热映。作为北京冬奥会官方电影，影片用既有国际视野、又有中国风韵的手法，带观众回望去年初那场令全世界沸腾的冰雪盛宴。由运动员、工作人员、志愿者、媒体等组成的“冬奥人”，在片中都呈现出既精彩又特别的一面。
北京时间5月21日晚，《北京2022》在第76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上举行一场市场放映，吸引了来自全球各地的国际买家、制片人、电影节主席前来观看。许多人以为《北京2022》是一部大宣传片，但看完后发现，这是一部充满包容、平等和国际性的电影，令人喜出望外。
这样的评价，正是陆川一开始对影片的创作构想。“北京冬奥会非常成功，而且由于当时的特殊情况，难度相当大，如何客观公正地把这段历史记录下来，变成一段永远不会磨灭的影像史，是当时我做的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就是让这部作品能够获得国际传播，而不是专为中国人做传。”
《北京2022》的创作将近三年，陆川带领团队早在冬奥开赛前一年半就开始了筹备工作，做调研、查资料、写剧本。从运动员到工作人员，团队拟了一个长长的拍摄名单，然而在发去拍摄邀约后，主创却吃了闭门羹。大部分运动员当时正在备赛的最关键阶段，不愿意被拍摄，这成为最让陆川头疼的事。
大概半年的时间里，团队采用例会制，每天晚上十点半，分布在全球各地的拍摄团队必须上线，先点名，再汇报今天拍到了什么、有没有完成计划。“大多数时候都会听到，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完成，但是他们也会汇报拍了什么其他还不错的内容，或者发现了什么新的线索。然后我再来聊根据现有素材电影可能的发展方向，给大家布置作业。”陆川坦言，当时每天都焦虑得失眠，担心素材不够支撑一部电影。“根本不是运筹帷幄的状态，而是全力以赴，用一种搏命的方式把所有没完成的计划拍到。”
这种不顾一切抓素材的拍摄方法，被陆川称之为“盲打”。“我们的团队很努力，东边不亮西边亮。有些运动员不方便跟拍，我们就去拍别的能拍的运动员；不能正常拍摄的，我们就采取非常规拍摄方式，在遵守冬奥会规章制度的前提下，努力接近拍摄对象、努力进入场馆、努力接近故事发生的一线；赛前、赛时不让拍的，我们还可以在赛后补拍；奥运大家庭的各个单位也给我们输送了不少生动素材”陆川说，影片前前后后一共组建了12个拍摄组，约1100人参与了影片创作。
人们往往只关注金字塔尖的冠军，大量腰部、基座的运动员默默无闻，但在《北京2022》中，除了冬奥冠军，观众看到了更多没拿冠军的运动员，他们也是超越自我、享受运动等奥运精神的体现。
美国单板滑雪运动员克里斯康宁对拍摄很支持，主创团队从他的家乡开始拍，他的日常训练、他的家庭、他因为受伤骨头凸出的脚面都出现在电影中。中国钢架雪车国家队举行队内选拔赛，“一哥”耿文强爆冷落选，他的室友闫文港获得冬奥会参赛名额，竞技体育的残酷，就在这一起一落之间。虽然没拿冠军，但电影里有他俩的故事和镜头，这让他们十分感动。热带国家牙买加的雪车队，四名成员来自各行各业，自己筹钱参加训练，没有训练场地的时候甚至要在路上推汽车保持状态。面对拍摄团队的采访时，他们“反客为主”，反问你们为什么要拍我们？剪辑师一开始想把这个意外提问剪掉，但陆川觉得一定要放进去，因为他们能出现在赛场上，已经是奥运精神在闪闪发光。
“这恰恰是我们的态度。我们要去采访不同国家不同段位的选手，因为奥林匹克就是重在参与，北京冬奥会欢迎所有热爱冰雪运动的运动员。”陆川说，他希望年青一代观众能看到这部电影。
除了运动员，电影里也出现了冬奥会官员、各行业的工作人员、志愿者和媒体人。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北京冬奥会才得以成功举行。
前期拍摄结束时，陆川手里已经积累了10000小时的素材。在剪辑时，一开始他也考虑过剪一个线性故事，但在尝试过几种不同结构之后，他决定用“疾”“勇”“融”三个关键字组成的章回体来串起整部影片。这样的处理，既清晰凝练，也展现了中国文化和哲学元素。
“勇是最先提出来的。因为运动员不论成功或失败、得意或失意，全都有一种让我非常敬佩的勇者风范。然后是第一章的疾。当时也想了好多词，有一天突然想到疾，因为它既有疾风知劲草里快速、迅猛的意思，同时还双关了当时的特殊情况。融则象征着体育消融人与人之间的隔阂、误解。”陆川说。
为了让影片的视听效果富有感染力，片中几乎每个镜头都重新调整了构图，做了三次调色。声音丰富而有冲击感，被许多观众评价为该片的一大亮点。冰球撞击声、雪车在赛道上的摩擦声、造雪机的机械声各种层次感分明的声音随着不同场景出现在片中，让人感觉身临其境。
忙完《北京2022》，陆川就要全力投入他打磨多年的新作《749局》。他透露，目前影片已经全面复工，不出意外，应该很快能跟观众见面。“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每部作品都很重要，我不会让这部作品停在未完成的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