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接受治疗所在的医院是国妇婴，这是一家妇产科的专科医院，和大部分的综合医院或者治疗癌症的肿瘤医院不同，这里的病体只有两类，妇科，和产科，偶尔也有穿着病号服的男性出现，护工阿姨会和你说，那是治疗不孕不育的。
国妇婴被挤在上海徐家汇的腹地，住院部只能和门诊连接着向上延伸，下面四层是产科，上面四层是妇科。在妈妈住院的这二十多天里，我每天都会乘坐这个神奇的电梯 —— 下面四层，女人们在孕育着生命，每天都有小婴儿出生，你连走路都要小心翼翼、屏住呼吸；上面四层，从被收治入院起你就已经被告知，孕育生命的某个或某几个器官将会在几天之后被切除 —— 看似，是一架联结新生与死亡、希望与绝望的电梯。
妈妈住在妇科的第一层，入院的那天，她拖着一个粉红色的行李箱等我。手续并不复杂，坐到病床上有些无聊，她让爸爸把帘子拉上，开始理她的家当 —— 杯子、碗筷、抹布、吸管、纸巾、湿巾、防蚊液、拖鞋、镜子、唇膏、牛肉干、金桔干、酸奶、肉松、换洗的衣物 —— 光看这些，确实很像短途旅行，后来在她病床上方挂了“半流食”的牌子，严肃地告诉她，只能吃餐车阿姨发给她的食物。她把牛肉干分给了我，把金桔干分给了爸爸，把酸奶和肉松放在了床头柜显眼的位置，留个念想。
床头柜和床，里里外外都是要擦干净的。换上病号服，她着手整理自己的几方区域，我和爸爸坐在床边的椅子上，插不上手。以前我们生病的时候，都是妈妈来照顾的，她会定点给你送药和食物，高烧的时候唱歌哄你睡觉、退烧了把你赶出房间打扫，疫情高峰的时候我疑似中招，她和爸爸立马把我接回家，三个人陆续两条杠，她也是这样，一件一件地、摆出来、理干净，清清爽爽。
我把带过来的小灰灰放在她的床头，那是我的贴身玩偶，一只龙猫。妈妈之前帮小灰灰洗过几次澡，每次洗完她都会抱着湿漉漉的小灰灰说：“让外婆闻一闻，阿吖小灰灰香喷喷。”“辈分不对，我是它姐姐！”小灰灰只是一只毛绒玩偶，但妈妈就是很喜欢它。
在这之前我买了一把露营椅、一只露营灯，想着可以陪夜用。后来被办手续的按头通读入院须知才知道，陪夜椅只能租、不能带。一个楼层三四十号病人，每晚限量借九把，“抢不到的”，作罢。
第一次做住院病人家属，我不太熟练，爸爸会好一些，他去水房泡了一杯绿茶，一口喝下去烫到了。过了一会儿，看妈妈整理得差不多，他就牵起妈妈的手：“走，我带你去熟悉熟悉病房。”
来了一个小，风风火火的，她说接下来的几天，妈妈要做很多检查，每一项检查要作不同的准备，能不能吃饭、能不能喝水，几点必须到，要带上哪种药，这些都不能出差错。她一项一项地讲给我听，末了，兴致高昂地说：“好，那你复盘一遍吧”。我把每天的注意事项整理成文字，发到「和小红一起加油」的群里，让爸爸、和妈妈的两个姐姐知晓。
陪夜、签字、和医生谈话，我和爸爸说，就让我来吧。每次的关键信息、重要进度，我也都会在群里拉语音，小小的家庭会议让大家安心。这些具体的事让我能回到妈妈治病的日常里，给到力所能及的支持，以让情绪恢复弹性。
第一次被医生约谈，是在被临时加了宫腔镜手术的前一天。我被叫到台，管床医生拿出一张妇科系统全彩图，和我讲解妈妈肿瘤发生的位置、核磁共振的扫描区域、主治医生的读片推断，她告诉我，不排除其他器官转移的可能性，需要加做一个宫腔镜，再取一些样本作检验，同时清扫宫颈壁，为后面的大手术作准备。
我试图做一个理性又温柔的家属代表，在医生抬头我们四目相对的时候，传递某些理解与请求并济的讯息 —— 你说的我可以听懂、谢谢你为我妈妈耗费的精力、请你一定要治好她啊 —— 可这毕竟是第一次。从被病床上方的呼叫器传唤，到被邀请在台坐下，还有那该死的深浅不一红糊成一团的器官全彩图，生手，完全是一个生手 —— 从头发丝到脚指甲盖没有一处不在高频颤动，止也止不住。
后来医生定了大手术的方案，我再一次被约谈，一样的流程、一样的彩图，这次是要切除很多很多器官 —— 子宫、卵巢、宫颈、的一部分、淋巴组织 —— 还有肿瘤。医生对我说，宫颈癌的手术是妇科最大的手术之一，妈妈的肚子上要打五个洞、手术需要六七个小时，主刀医生会紧挨着泌尿系统作处理，并发症很多，排尿、排便的障碍很普遍，还有大腿的麻木与肿痛，可能会影响行走。
已经有朋友提醒过，医生会说得很夸张，你不要信。签字还是要签的，而且还要抄写一大段家属须知，我抄完手酸，大阿姨和医生搭话：“我们家这个小孩从小写字就好看，你看这抄得多工整、多漂亮。”他们开始研究我的字，我开始认真阅读刚签下的文件 —— 这个手术和并发症，也太夸张了。
那天晚上我熬了个通宵，查叫作“广泛子宫切除术”的手术过程，论文很多，还有各个妇科专家的重点、难点解释，它要一次一次地打开旁路、处理、闭合，不能有错。在我浅薄的医学常识面前，这些手术方案和器官图案就像长了可恶的爪牙，他们从电脑里伸出来，掐住我的脖子让人没有一点喘息的余地。
妈妈喜欢往外走，她的朋友圈几乎都是她出游的照片。退休后她参加老年大学的合唱团，这个合唱团隔三差五就带她们去外地比赛，名次不重要，比完就可以当旅游了。有次她打电话来和我说，走路摔了一跤，可能手腕断了，第二天又打电话过来，她说，已经去当地陆军医院打好石膏了，再玩几天就回家。
我一直觉得她去合唱团还有一个原因，是想看住在老年大学教摄影和后期的爸爸，他们经常一个去采风、一个去比赛，留下我看家。
小时候借爸爸参加摄影协会的活动，我们一家会坐十几个小时的通宵火车去北京。每天早上，爸爸就独自出发去参加活动了，妈妈就会带我逛遍几乎北京所有的景点。没有智能手机、没有导航仪、没有旅游团，她拿出地图圈出景点，然后对我说：鼻子下面一张嘴，只要会问，这些地方妈妈就都带你玩个遍。
那时候妈妈也就三十多岁，没有去过北京，何况还要带着我，想来内心一定是慌的。我们去了很多很多的地方、拍了很多很多的照片，拿着爸爸给我们的胶片相机，拍完一卷，就找一家很小的洗印店，乘洗照片的间隙，再去附近探更多的胡同和街道。
有一次她误操作，一卷胶卷就曝了。妈妈当机立断，说要重新再去一次废了照片的地方，我们再去拍一次嘛，她拉着我去北海公园，带我游湖，和我唱“让我们荡起双桨”，她很喜欢唱歌，她唱歌很好听。
那天我加完班去医院，坐在她的病床前，我说对不起，我一想到那些手术的并发症就害怕。这是我第一次在她面前哭，我的肩膀不够宽，它会抖。
妈妈没有被吓到，她早就知道我背着她嚎过很多次。如果再次失误废掉一卷胶卷，我相信她依然会领着我去游湖、唱歌、再拍一次，“我们先要动手术，然后再去想办法嘛”。
妈妈三个月前开始不规则流血，医生对她说：“你里面长东西了，菜花状的，不是好东西。”和她通完电话的第二天，我打车从上海回到太仓，进家门直奔卧室看到妈妈在电脑前面打牌 ——“幺鸡”—— 谢谢华丽的女声盖住我的喘息，妈妈抬起头，红肿的眼睛主导了面孔的委屈，“为什么是我”，沉默。沉默顿了五秒钟，她站起来和我拥抱。
确诊的那天，我们原本被医生交代去化验室缴费拿报告。“之前没有接到电话吗，现在入院了吗，你要尽快治疗的。”这是化验室医生对我们说的第一句话，她切换屏幕界面，一张病理报告被打开 —— 虽然还没看清上面的字，我的身体却下意识往前移。
事情变得有些吊诡，妈妈竟然开始争辩起来，“没有哇，我没有接到过电话的，不信你看！”她设法打开手机通讯记录，试图向医生证明自己没有漏接哪怕一通电话，而这个时候，我看到了电脑屏幕上非常显眼的四个字：恶性肿瘤。
她没有停止辩解，声量升高，好像只要极力否认第一个问句，就可以判定后面的句子无效；我又向前挪了两步，似乎只要挡住屏幕不被她发现，这四个字就可以不用成立 —— “恶性肿瘤”穿过我们的身体，精准撞击到每一个细胞，它们看上去安然无事，但更细小的颗粒却在玩命奔泻。挡不住，怎么可能挡得住。
走出化验室，我去牵她的手。“没事噢~治嘛，我们在噢~”我发出长长的“嗯”声，不同声调作衔接，想去勾出一些字节来。不行。她眼里微红，温柔地看向我，“未接电话”已经没有必要作前锋了，妈妈伸手抚摸我的背，我尝试微笑，慢速地，点头、点头。
在癌症面前，妈妈也是新手。朋友和家人问她检查结果，她会说“不好”、“一个字的”，从来不提“癌”。她以为自己只要动一个小手术，在肚子上打一个洞，把东西拿出来就好，直到她接到医院打来的电话，通知她可以入院了，告诉她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手术。
我走过去抱过她的头，顺着她的臂膀握住她的手，我说“以后我把医院的通知转到我手机好不好，我来看，你不要看了。” 但这句话似乎抢走了妈妈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 再也没有多余的论据去支撑“这是我应付得过来的”了，她的阀门被打开，呜咽着抖动了起来，喉间像是积攒了数亿气泡喷涌而出，放声大哭。
手术前一晚，她说很少的话。拿过来两片，嘱咐她睡前吃下。妈妈从来没有吃过，她问会不会吃下去就醒不过来了。她想把扔到垃圾桶里，我汇报到「和小红一起加油」的微信群，希望她的两个姐姐可以凶她。
姐姐们很和气，她们回复说：那就吃一片吧，吃一片试一试。没有达到想要的效果，我勒令她必须全部吃掉。在她吃完以为自己会睡死过去的这个晚上，我们两个都失眠了。我躺在硬邦邦的、翻身就会咯吱作响的陪夜床上，和妈妈四目相对。没有说话。
邻床的小姐姐是术后第三天，她做了一个很大的开腹手术，为了把她很大的恶性肿瘤摘掉。那天她也没有睡着，镇痛棒撤掉之后，她的伤口开始阵痛。小姐姐的护工也没有睡，她要看着已经输了一天还有余量的滴液随时呼叫换瓶。我们各自在承担着一些责任、一些痛苦、一些担心、一些焦躁。医院就是这样的，医院从来都会有不眠的人。
妈妈是从七人病房转到二人包房的，她从台的那头转到了这头。有天我和爸爸走错头，看到一对年轻的夫妇抱头痛哭。原本第二天要做手术的妻子被告知无法手术了，肿瘤转移到其他器官，已经不是这个专科医院能全然接手的了。
医生对男人说尽快去肿瘤医院吧。男人无所适从，不知如何挂号。是他先哭的。他先哭了出来，生病的妻子去安慰，两个人就这样同频了。
同频还出现在七人病房的夜晚。因为陪夜椅严重不足，男人们会在床尾躺下，一男一女的组合们对角睡着，呼声连着呼声，像是夏夜里的白噪音。
爸爸不用陪夜，他不用和妈妈挤在一张床上。但爸爸需要在白天我上班的时候帮妈妈看吊瓶。他每天六点多到医院，去水房泡绿茶，给自己订当天的餐食，陪妈妈输液。我怕他无聊，给他买了很多零食，他说西梅干很好吃，豆腐干很一般。他吃着西梅干、刷着手机，吊瓶里的药水就这样流光了。
第一天妈妈和我抱怨，爸连个吊瓶都看不好。第二天爸爸上网下单了一个“输液报警器”，他说那东西很神，可以智能提醒。第三天我问他神器呢，他说一点都不好用，警报声太响，扔了。
确诊的那天，他留在诊室外面看包。在化验室外大阿姨接力安慰妈妈的间隙，我给爸爸发了消息。当缴费完走回诊室的门口，爸爸原地站了起来 —— 我和他对视了一下，抿了抿嘴，下巴回收、闭眼示意。右手在快进诊室的时候向后伸过去，接住爸爸的手互相捏住手心，迅速用力、迅速撤回。
邻床的小姐姐说，那天她也在诊室门口。后来我们搬进这个病房，她犹豫要不要相认，还好看到我爸爸，“叔叔长得潦草，一眼就能认出来。”
爸爸留一小撮白胡子，妈妈很不喜欢，她说一点都不清爽，一定要他剃掉。爸爸要带老年大学的学生出去采风，他要让人一看就知道他是一个拍照的。
邻床小姐姐术后呕吐，不能闻一点饭菜香。爸爸每次吃饭就会拿两把椅子搬到病房外的走廊上，一把上面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