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政策议程设置的概念范畴研究。西方学者对政策议程的争论焦点主要在于政策议程的定义，即“什么是政策议程？”学术界主要从三个角度对其概念进行界定：一是问题角度，如戴维·R·伊斯顿认为政策议程是“社会问题被认定为政策问题，且被纳入决策机构的议事日程或行动计划的过程”。[12]二是政策制定者角度，如约翰·W·金登认为“政府官员在任何给定时间给予某个受关注的主题编目”就是政策议程。[13]三是公众参与角度，如拉雷·N·格斯顿提出，“社会公众在一定时期内对经济、社会和技术领域出现的特定社会问题的关注和聚焦形成公众议程。”[14]其中较为主流的两个概念界定都是从政策制定者的角度来界定的。詹姆森·E·安德森在《公共决策》一书中提到“那些被决策者选中或决策者感到必须对之采取行动的要求构成了政策议程”。[15]罗格·W·科布和查理斯·D·艾尔德二人在《议程建立的》中提出的 “一组值得政府合法关注的纷争，以及一组按计划应引起决策层积极密切关注的事物”。[16]
2.政策议程设置过程模型的研究。政策过程理论是政策议程设置研究的理论根源。1951年，政策科学创始人哈罗德·拉斯韦尔在与丹·勒纳合著的《政策科学：近来在范畴与方法上的发展》[17]中，最早提出“政策过程”的概念。他们将政策从议题发端到政策终止的整个政策制定周期分解为七个过程：信息、建议、法令、援引、实施、评价、终止，且认为政策分析者在决策的过程中可以做三种贡献：确定一项政策的目标和价值；收集和提供有关信息；提出几种政策方案及其最佳的选择。德利翁、布鲁尔和戴伊[18][19]等学者继承并扩展了这种思路，将政策看作是紧密相连的动态过程，需要针对各阶段做深入研究。
西方学者对于议程设置研究的理论学说较为丰富，相对国内来讲更加成熟和体系化。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七个：（1）美国学者戴维·伊斯顿[20]提出的系统理论认为公共政策是系统的产出，是对周围环境所提出的要求的反应，是对全社会的价值作权威性的分配。他把议程设置看作是政策制定的“看门”环节，即需求需要经过“看门人”的允许才能进入决策系统。（2）美国学者彼得·巴查赫和巴热兹在《权力的两方面》一文中指出“能否影响政策过程固然是权力的一面，但能否影响议事日程的设置则是权力更为重要的另一面”。[21]（3）美国学者罗杰·W·科布在《比较过程的议程制定》[22]一文中，将议程设置的模型划分为三种基本的模式：外部推动、内部动员以及内部推动模式，认为议程设置是政策发起者与源于系统内部或外部的“触发器”相结合的产物。外部推动模式的问题由非政府组织提出，接着充分扩展，先成为公共议程，最终进入政策性议程。内部动员模式下的议程建立过程是由领导创建一个政策，但要求广大公众对政策实施予以支持。内部推动模式下问题的提出不需要寻求公众的支持，它是由政府内部动员或者与政府关系较为密切的团体提出的。（4）詹姆斯·G·马奇[23]等在1972年发表的“组织选择的垃圾箱模式”中创造性地提出“垃圾桶理论模型”，他认为“垃圾箱模型下”的组织可以被描述为“有组织无政府”或者“有序的混乱”状态，这种状态下组织包含了三种特征：模糊的偏好、模糊的技术和决策者身份的模糊性。这种情况下的组织处于无序状态，就像是一个垃圾桶,其决策过程就是垃圾积累和倾倒的过程，政策议程并不是预先设计的结果，而是待解决的问题、解决方案、决策者及决策时机在“垃圾桶”中随机混合后的产物，只有在适当的决策时机，问题和决策者以及解决方案相耦合时，决策问题才会被提上决策议程。（5）约翰·W·金登[13]提出了分析议程设置过程的“多源流理论框架”，即问题、和政策三种“源流”。问题源流是待解决的社会问题；源流是影响决策者意愿的因素；政策源流是由各种利益集团提出的提案、备选方案及其他形式的政策建议。当问题、压力与解决办法聚合时，就可以启动公共政策议程。（6）艾伦·威尔达夫斯基的文化理论分析模型，其建立在玛丽·道格拉斯的“格—群”文化理论的基础之上，通过等级制文化、个人主义文化、平等主义文化、文化以及新增的隐遁文化来解释人们在选择社会公共问题的态度和行为。[24]89（7）内森·卡普兰(Nathan Caplan)为代表政策过程的知识运用学派用“两大群体理论”(two communities theory）解释了由群体价值观差异而造成的研究者和决策者之间的沟通障碍。 [25]459继而以卡罗尔·H·韦斯（Carol H.Weiss）为代表的一批学者深入研究了知识得以转化为政策的机理，比如启迪模型(enlighten model)、经典行政模型(classical bureaucratic model)、专家模型(technocratic model)和工程学模型(engineering model)等等。[26]426 [27]
3.政策议程设置的影响因素研究。政策议程设置会受到各种因素和环境的影响，根据影响因素作用的不同，可以将其分为三类进行研究。一是推动公共问题进入议程设置的因素。西方学者把公民个人、利益集团、领袖、大众传媒、专家学者以及问题自身的特性都当作能够推动公共问题进入公共政策议程的影响因素来研究。二是触发政策议程的因素。詹姆斯·E·安德森在《公共决策》一书中[15]提出了推动社会问题进入政策议程的四种触发机制：精英介入、危机事件、活动、媒体曝光。而拉雷.N.格斯顿在《公共政策的制定：程序和原理》[14]一书中将推动政策议程设置的触发因素概括为国内和国外两个维度。三是政策议程设置的阻碍因素。拉雷·N·格斯顿[14]提出了“隐蔽议程理论”，他指出政策制定过程的封闭性，表现为少数人的合谋与操纵，对公共利益造成了威胁，与政策评价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不相容。
1.政策议程设置的概念范畴研究。张欣尧在《我国地方政府公共政策议程设置新模式研究》[28]中将我国的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理论研究分为排序核心和问题核心两个维度。排序核心认为政策议程的创建就是权威机构对于社会公共问题的排序过程。如邱昌泰认为，“政策制定者对于来自社会的强烈需求釆取积极的因应行动，并将它列入政府处理公共问题的公共计划时程表，以解决公共问题,满足人类需要”，[29]这就是政策议程。曾峻认为，“公共决策机构决定是否允许某一公共问题进入议程并优先加以解决的过程”[30]是政策议程。陶学荣在《公共政策学》中认为政策议程是“那些已引起深切关注并确认必须解决的公共问题被正式列入政府商讨、规划、研究的议事程序，以决定是否需要对其采取行动、何时采取行动、采取什么行动的政策过程”。[31]问题核心认为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核心就是特定的社会问题能够进入决策者的视线当中，并最后产出政策。如张国庆指出：“将政策问题提上公共部门的议事日程，公共部门正式决定进行讨论和研究，并准备如何制定有效政策加以解决的过程[32]就是所谓政策议程。张金马在《政策科学导论》中认为“将政策问题纳入或政策机构的行动计划的过程”[33]就是政策议程。王骚认为政策议程是指“制定政策解决问题的议论、商讨、规划、研究的议事程序”。[34]
2.政策议程设置的模型研究。我国在政策议程设置研究模型上最有影响力的是王绍光教授，他在《中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模式》[35]一文中依据政策议程提出者的身份与民众参与的程度区分出六种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模式：关门模式、动员模式、内参模式、借力模式、上书模式和外压模式。他认为：“在今日中国，六种公共政策议程设置模式依然并存。在议程设置过程中，随着专家、传媒、利益相关群体和人民大众发挥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关门模式”和“动员模式”逐渐式微，“内参模式”成为常态，“上书模式”和“借力模式”时有所闻，“外压模式”频繁出现。”。[35]可以看出，议程设置正朝着 “科学化”和“化”的方向发展。
费久浩[36]根据议程形式的不同作用机理，将其分为媒体启动模式、权威动员模式和公众触发模式。媒体启动模式是媒体创立特定议题引起公众集体关注和反响，从而对政府形成决策压力；权威动员模式是决策部门基于某种判断提出某个议题，媒体予以宣传报道或深度解读并引起公众的共鸣和认同；公众触发模式是普通民众借助某个平台聚集起来围绕特定议题形成意见气候并引起媒体的跟进和挖掘。这一种分类较为新颖，公众触发模式也是随着网络社会的兴起而新产生的分类形式。
3.政策议程设置的影响因素研究。徐增辉和刘志光在《议程设置的途径分析》[38]中指出除了政府资源有限、政府承受不足外，影响政策议程设置的因素有以下五个方面：（1）人们的主观认识制约了社会问题的强度和广度；（2）政策议程设置模式单一；（3） 缺乏有效的触发机制；（4）隐蔽议程的操纵和阻碍；（5）决策主体的价值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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