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生活垃圾处理经历了末端处理、前端处理和循环利用的发展过程。20世纪50年代～1975年，日本实行的自上而下的垃圾管理政策，集中于垃圾末端处理。1975年～90年代，日本从末端处理转向前端治理，逐步建立起垃圾分类体制。90年代以来，日本提出建设循环型社会，垃圾分类与处理更加注重循环利用和资源再生。严苛的分类制度、定时定点收集制定垃圾、严格的惩罚措施与监督机制是日本垃圾分类管理成功的保障。居民负责前端分类，政府负责分类收集运输和处理。垃圾分类的效果显著，实现了垃圾的资源化、无害化、减量化。
东京垃圾分类与处理的经济性分析。日本垃圾收费已成主流，地方政府主要以指定垃圾袋、垃圾处理券和直接收费方式收取生活垃圾处理费。东京多摩地区采用指定垃圾袋与垃圾处理券并行的收费方式，居民平均每年需要支付3685日元垃圾处理费，承担23%垃圾处理费用。日本生活垃圾处理经费70%以上来源于政府财政。2017年，东京垃圾处理单位成本为57093日元/吨，折合人民币3786元/吨，其中垃圾收集与运输成本折合人民币2416元/吨，垃圾处理与处置成本折合人民币1370元/吨。东京多摩居民支付垃圾处理经费为3685日元/人/年，折合人民币235元/人/年，多摩居民支付的垃圾处理费占可支配收入的0.22%。
上海垃圾分类与处理的经济性分析。上海市强制垃圾分类存在前端垃圾分类成本，垃圾收运和处理的成本主要可以分为垃圾清运成本，垃圾中转成本、垃圾转运成本和垃圾处理成本。上海市垃圾分类与处理全过程总成本为985元/吨，前端垃圾分类服务成本为390元/吨，中端垃圾收运成本为290元/吨，终端垃圾处理包括垃圾焚烧和湿垃圾处置，综合成本为305元/吨。假设居民承担前端垃圾分类费用，需要支付25元/月/户，折算到个人120元/年，若支付全过程成本需要支付62.9元/月/户，折算到个人301.9元/年。对比东京，上海垃圾全过程处理成本远低于东京的处理成本（985vs 3786）；东京垃圾焚烧占比为80%以上，上海需要进一步提高垃圾焚烧和湿垃圾处置产能，减少垃圾填埋占比；东京有较为成熟的垃圾收费体系，上海市暂无居民生活垃圾收费标准，计划逐步建立计量收费、分类计价的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制度。
关注垃圾分类与处理全产业链。随着垃圾分类在全国地级市的推广，我们认为环卫车销售将迎来新的增量，推荐关注盈峰环境、龙马环卫。按照生活垃圾全程分类管理工作要求，2018年起上海启动了新一轮生活垃圾末端设施建设，其中湿垃圾至十三五末将形成7000吨/日处理能力，干垃圾以焚烧处理为主，计划新、扩建7座，力争2021年前后形成2.8万吨/日以上焚烧处理能力。日本垃圾分类非常成熟，垃圾热值明显高于我国，日本北九州垃圾热值为13080kJ/kg（2012年）、上海为5800 kJ/kg（2016年），因此垃圾分类后垃圾热值的提升将带来吨发电量增加。推荐关注垃圾焚烧龙头企业上海环境、瀚蓝环境和承接上海湿垃圾处理项目的维尔利。
20世纪60年代～80年代，日本污染事件频发，生态环境堪忧。二战后日本为恢复经济发展，奉行“产值第一主义”，忽视了生态环境保护。20世纪50～70年代，日本经历了快速工业化，钢铁、化工等重化工业迅速崛起，这些重污染产业导致污染物排放大量增加，以东京23区为例，据《东京23区清扫事业变迁史》数据，1953年东京23区生活垃圾排放量不足50万吨/年，到1975年增加到400万吨/年，22年的时间增加了七倍。由于大量污染物未能得到有效处理，60年代日本爆发了影响恶劣的“四大公害”，造成巨大的社会和经济损失。
反公害运动、外部经济环境改变促使政府治理环境污染。60 年代末日本爆发了大规模的反公害运动，1970 年达到，到1973年日本爆发了约 3000 次与环境有关的公动。世界石油危机爆发给日本的外向型重化工经济带来严重打击，日本的经济危机、生态危机和能源危机交织迸发，高投入、高产出、高污染模式难以为继。日本政府意识到必须加大环保力度,向重视节能、降低消耗方向迈进。
生活垃圾处理经历了末端处理、前端处理和循环利用的发展过程。20世纪50年代～1975年，日本实行的自上而下的垃圾管理政策，集中于垃圾末端处理，主要方式是焚烧和填埋处理，公民并没有参与垃圾分类。垃圾要得到妥善有效处理，源头分类是前提，1975年～90年代，日本从末端处理转向前端治理，逐步建立起垃圾分类体制，1975 年广岛在全国率先开始了五大种类垃圾的回收。90年代以来，日本提出建设循环型社会，垃圾分类与处理更加注重循环利用和资源再生，管理政策也从减量化、资源化转变为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简称3R）。
日本垃圾分类实行时间较长，从投放、收集运输到终端处理已经形成完善成熟的体系。日本的废弃物一般分为产业废弃物和一般废弃物，一般废弃物也就是生活垃圾，主要包括家庭生活垃圾和企业垃圾。在东京新宿区制作的资源和垃圾分类方法手册中文版中，生活垃圾被分为资源垃圾、易燃垃圾、不可燃垃圾和大件垃圾四大类。
源头分类是分类运输和处理的前提。日本生活垃圾分类在四分类的基础上会再细分为若干子项目，每个子项目包含若干个小项目。例如东京某区将生活垃圾分为15类，并对垃圾的尺寸、打包方式进行了详细的说明。横滨市把垃圾类别细分为十类，并给市民印发长达27页的垃圾分类手册。德岛县上胜町甚至把垃圾细分到44类，并计划到2020年实现“零垃圾”的目标。
定时定点收集指定垃圾。在日本丢弃垃圾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和地点进行，特定时间只收集特定垃圾。例如新宿区垃圾分类手册中规定，在爱住町每周四收集资源垃圾，每周二和周五收集易燃垃圾，每月的第二、四个周周六收集不可燃垃圾。大件垃圾则需要提前预约并支付一定的费用，废弃的家电必须支付运输及再利用的费用，如果错过了规定日期的指定时间，就只能存放垃圾到下一个允许时间再进行投放。
严格的惩罚措施与监督机制是垃圾分类管理成功的保障。在日本，违反垃圾分类规定将面临严的惩罚，乱丢弃废弃物者最多可被处以5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1000万日元。此外部分地方政府要求居民实行实名制购买分类垃圾袋，垃圾袋上印有用户信息，以监督并追究乱丢弃垃圾居民的责任，邻里相互监督在日本垃圾分类中也起着重要作用。
以东京23区为例，垃圾的收集和搬运是由各区的清扫事务所负责实施。收集阶段：分别规定收集的日期和区域，根据垃圾量的季节变动和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收集作业计划。搬运阶段：分类搬运，可燃垃圾收集车（小型平板车等）装载直接搬入垃圾焚烧处理厂，不可燃垃圾和大件垃圾分别搬入不可燃垃圾处理中心和大件垃圾处理破碎设施，设有中转站的区域通过小型收集车转载到大型车辆，之后进行中转运输，提供运输效率。
“垃圾的中间处理”由东京23区清扫一部事务组合进行。可燃垃圾中间处理：一部分直接进入焚烧发电厂进行焚烧，2016年这部分垃圾占到生活垃圾总量的80.3%，焚烧后产生的部分炉渣可作为水泥原料，产生的热能用于垃圾焚烧厂电力供应、地区冷暖气，剩余电力将会出售；部分垃圾将经过资源化再生处理，被用于堆肥、制饲料、制甲烷/染料等，这部分占生活垃圾总量的9.6%。不可燃垃圾中间处理：收集后被送到不可燃垃圾处理中心，经过破碎和分选后有用金属进行回收，不可燃的惰性垃圾将进行最终填埋。大件垃圾中间处理:收集后被送件垃圾处理中心，经过破碎和分选，可燃组分进行焚烧处理，可回收和惰性物质分别进行资源化回收和填埋处置。资源垃圾处理：通过再循环中心和民间再循环企业实现再资源化、再商品化，重新进入到人们的生活中。日本生活垃圾总资源化处理（包括直接资源化和再生资源化）已经到达18.7%。
垃圾最终处理（填埋）委托给东京都进行填埋处理。日本生活垃圾最终处置量比重较小，目前为1%左右。
垃圾分类提升资源化率。通过垃圾分类，生活垃圾中废纸、废塑料、废金属等可回收材料得到有效利用和处理，日本生活垃圾循环利用率从1990年的5.3%提升至2016年20.3%。
垃圾分类有利于污染物排放减少。垃圾焚烧处理温度需保持在850℃且达到2秒以上才能实现二噁英的分解，而垃圾混合焚烧，水分多，热值低，炉温难以控制，从而增加排放烟气中污染物增多。90年代后日本是世界上二噁英排出最多的国家，1994年日本的二噁英的排出量是美国的3倍多，法国的近5倍，德国的12倍。通过垃圾分类和安装烟气处理设施，日本有效减少了二噁英的排放量，与1997年相比，2017年的二噁英排放量削减97%。
垃圾收费促进生活垃圾减量化。垃圾分类后日本逐步实行家庭垃圾收费，利用价格杠杆提高居民的垃圾减量意识，促进了垃圾减量化。从2000年到2017年，日本生活垃圾排放量已从5483万吨下降为4289万吨，人均日垃圾排放量从1185g下降为923g，垃圾减量化效果明显。
在这一章节中，我们以东京地区为具体的研究对象，说明垃圾收费制度，分析生活垃圾分类与处理中居民承担的费用，进而理解东京生活垃圾处理过程中居民和政府扮演的角色。同时我们探究东京垃圾处理各环节的成本支出。
2000年后垃圾收费在逐渐普及。19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