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兰克·欧文·盖里（Frank Owen Gehry）出生于埃弗拉伊姆-欧文-戈德堡（Ephraim Owen Goldberg），是当代建筑界最杰出的人物之一，在谈到建筑大师或那些超越其使命、本身已成为艺术品的建筑作品时，经常会提到他。
从安大略湖畔到他在西海岸的早期作品，再到1989年获得普利兹克奖，盖里的风格一直伴随并代表着战后至今的一些结构性社会和技术变革。
1979年8月，盖里的大西洋中部丰田公司总部落成，这是一座基于封闭空间中的开放式办公室概念的建筑。
两个月后，盖里的圣莫尼卡住宅也出现了对传统类型学方案的拆解，这也是盖里大部分作品的特点。这是一座似乎仍在建设中的建筑，是一个依附于原有结构的元素组合体，创造出一种与郊区别墅的陈旧观念相冲突的形象。
媒体评价：“盖里的房子让人毫不怀疑其居住者的身份，他的梦想和执着在建筑中得到了体现，之所以令人震惊，是因为它揭示了艺术家的许多东西，需要我们给予极大的关注。”
盖里的隆重登场是在1980年，有媒体将他介绍为理解加利福尼亚建筑的基石。我们可以在亚历山德罗·门迪尼随后写下的文字中读到这样一段话：
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小帕拉迪奥，创造出一个小的、古典的、封闭的圆环，我们将其构想为孤立于垃圾海洋中的高贵形式，而建筑师的工作则恰恰相反。从某种意义上说，盖里先验性地构思和制造建筑的浮华和琐碎。盖里的每一栋房子，我都觉得很美，却越看越像一个垃圾桶，里面塞满了建筑和城市的碎片。
20世纪80年代，盖里首次举办个人展览，并参加了1980年和1985年的威尼斯双年展，使他跻身于努力从后现代庸俗中解放出来的伟大的当代性诠释者之列。
1990年，盖里的第一座欧洲建筑Vitra设计博物馆落成，这一项目标志着盖里的作品开始迅速过渡到一个新阶段，即从物件组合到自由式。从这时起，他的建筑在整体视觉冲击力、惊奇的姿态、捕捉运动感和动能以及建筑内容和容器之间的二元对立中找到了合理性。
艺术与建筑之间的关系成为一个日益重要的主题，这不仅关系到项目的成果，还特别关系到项目的追根溯源和创作方法。盖里认为，建筑可以将造型敏感性、雕塑姿态、材料-形式定义和空间体验融为一体，所有这些都以极大的自由为标志，有时甚至独立于功能之外。
盖里曾说：“我一直认为工作模型代表一种懒惰，我太懒了，无法在内心深处真正将事物视觉化，所以我会用模型作拐杖。现在我使用模型的方式不同了，我用它来设计，我的工作方式更像一个雕塑家，塑造、推动、改变，画草图，然后再回到平面图中。”
人们常说，毕尔巴鄂的古根海姆前有盖里，后有盖里，毕尔巴鄂市本身也是如此。毕尔巴鄂委托盖里的才智，通过媒体重新启动了毕尔巴鄂的后工业化改造，使其成为20世纪欧洲大旅游的必到之地。意大利建筑师塞巴斯蒂亚诺·布兰多里尼（Sebastiano Brandolini）在古根海姆博物馆的图片后写道：古根海姆博物馆就像一艘幽灵船，一座冰雪城堡，它的具体重量无法估量，但却不可避免地吸引着人们的感官。
因此，人们称后来类似风格的公共建筑是毕尔巴鄂的后裔，是媒体成功的产物，也是一种明确无误的风格的产物，但这并不能使盖里免受某些批评。苏珊·韦恩斯（Suzan Wines）在大苹果古根海姆要求扩建项目时谈到了纽约的毕尔巴鄂，而建筑评论家罗文·摩尔（Rowan Moore）则写道：在西雅图的体验音乐项目中，盖里失去了高雅艺术、大众舞台、公民自豪感和严肃建筑之间的创造性张力。
在某种程度上，毕尔巴鄂的古根海姆美术馆还有一个兄弟款：沃尔特·迪斯尼音乐厅，这是盖里在洛杉矶实现的第一个大型建筑，项目始于1987年，当时莉莲·迪斯尼给出了5000万美元，16年后完工，总造价达到惊人的2.76亿美元。这一传奇的里程碑不仅为加利福尼亚这座城市带来了新的面貌，还确立了盖里作品的最大特色之一。
除了全球客户梦寐以求的新城市地标之外，盖里建筑的另一个特征也在这几年成为了品牌特色。这与设计方法有关，在原始草图与通过模型进行的可塑性探索之间那种难以解读的紧张关系中显而易见。
与此同时，在不放弃空间质量的前提下，对建筑形式的爆炸式破坏、姿态的随意性和直接性进行了激烈的实验。在赖特的古根海姆美术馆举办的回顾展和2001年5月的展览中都可以看到这一点。
盖里在仍处于重建阶段的柏林设计的DG银行建筑群是一项极具意义的文化活动。在勃兰登堡门的阴影下，规划师强加的城市限制与建筑的原因交织在一起，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发生了冲突，盖里的设计呈现了一个独特的例子：一栋建筑将一个意想不到的内部大厅隐藏在规则的城市外墙之中，著名的会议室就在大厅的中央，形状就像一个巨大的马头。
“严格的柏林建筑法规造就了弗兰克·盖里的最新建筑，这是一座外表低调、内部却极具震撼力的银行。”
盖里在2004年与指挥家皮埃尔·布列兹（Pierre Boulez）和记者保罗·霍尔登格拉伯（Paul Holdengräber）就连接建筑、音乐和技术的主题进行了对话。在这次对话中，盖里提到了一些与设计文化相关的内容，如柏林爱乐乐团（Berliner Philharmonie）、汉斯沙龙（Hans Scharoun）引导观众从当时被柏林墙破坏的外部空间进入音乐厅内部的自然方式令盖里印象深刻。
从帕克斯顿的水晶宫到附近的适应花园的临时建筑，这座建筑重新诠释了公园玻璃亭子的美学特例，不仅在空间设计上，而且在玻璃和钢筋混凝土板的生产上都大力采用了数字技术。在毕尔巴鄂和洛杉矶已经出现过的钛和钢制大型风帆，在这里被重新设计为一种提供遮蔽的装置，同时与布洛涅森林的植被保持着紧密的联系。
不可置疑的是盖里与毕尔巴鄂的古根海姆一起开创了当代城市发展中的奇观现象，近些年盖里的新作渐渐少了，但是讨论度依然不低，无论项目，还是从其对设计文化的具体贡献来看，盖里始终处在建筑界的中心圈。
